择时

公募时期董承非就有择时的习惯。用他的话说：“公募择大时，私募择小时。”

2013年10月到2021年10月，管理兴全趋势的八年中，董承非有过两次大幅降仓。一次是2015年上半年，另一次是2021年初。两次择时不能说特别精准，但都是在股市非常热闹的时候，开始谨慎的撤退。

私募产品规模小了，限制少了，董承非的择时也更灵活了。这两年来董承非较明显的几次择时，一是2023年4-7月，将仓位由七成降至六成，二是今年5-8月，将仓位由六成升至八成。另外9月底大涨过后，董承非有所降仓。整体来看，择时对业绩有正贡献。

董承非的择时，更多出于经验性的判断：跌多了，感觉未来接着跌也愿意承担这个风险，就加加仓；涨快了，感觉短期太疯狂了，就降降仓。

比如今年9月底大涨过后，用董承非的话说：“短期冲进来的钱，风险偏好太高了，不是耐心资本，后续剧震的可能性很大。”于是适当的降了仓位。

公募行业，择时不是主流策略，一是有仓位限制，二是难度大，三是做错了容易被诟病。伸头缩头都是一刀，有些机构索性就不折腾了。

私募行业，仓位灵活了，择时却成了一些机构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事。净值跌的扛不住了，就被迫降降仓。市场涨了要落下了，再赶紧加加仓。

不管择时难度有多大，容易引起怎样的误解。如今来看，相较于量化指增或ETF，择时能力已成为基金经理少有的、能展现自身价值的手段，毕竟指数型产品永远都是高仓位，毕竟量化模型很难在一些拐点做出低频的、融合了感性与理性的判断。

只是像董承非这样，涨多了真正愿意少赚些，跌多了敢于多承担些风险的基金经理，不太多了。

选股

董承非的选股，概括下来，就是均衡的买一批“物美价廉”的东西。

所谓“均衡”，是顺着不同的逻辑线索，在不同的行业里选股。

所谓“物美”，是从多个维度的综合判断，比如行业竞争格局，公司的竞争力，未来的现金流，行业景气周期的位置等等。

所谓“价廉”，是有吸引力的价格，这个就更依赖经验判断，如果没有好价格，董承非倒是有耐心等。

以董承非2024年的一只重仓股，半导体企业L为例。董承非2022年初开始关注L公司，但当时行业景气度不高，不过公司所处产业链环节不错，本身也有特色，竞争力很强。其后董承非去L调研多次，2022年下半年L股价跌下来后，开始试探性建仓，2024年初，行业景气度明确改善时，开始加至重仓。

复盘这个投资案例，从开始研究L公司，到真正重仓，历时两年有余。付出两年时间，既是在跟踪中加深对公司的了解，也是等待好价格的出现，同时也观察行业周期位置是否合适。

这是半导体行业的一个案例。其他行业的投资动作也有相似之处，基于行业认知，挖掘有特色或优势的公司，算明白账，等待好的价格和好的时点。

以上这些事听起来不复杂，但在两年，甚至更长的时间里，跟踪、等待、过滤噪音、独立思考……不是容易的事。

择时+选股

择时与选股，恰恰是基金经理最能帮到投资人的两件事：

投资人恐惧或贪婪的时候，你要有经验和素养识别机会与风险；投资人不知道哪些股票有价值的时候，你要有办法把股票选出来。

近几年，主观股票基金的投资体验并不好。被动投资代替主动投资这个话题越来越频繁的被提起。

其实，我们不应将所有主动型基金作为一个整体，又拿去和指增比，又拿去和ETF比。一群基金经理，平均下来的投资水平，未必比指数强多少。

基金经理中是有分化的。而那些经验丰富到能做好择时，方法成熟到能选好股票的基金经理，还是值得我们付出一些信仰的。

毕竟，在9月A股大涨前那个至暗时点，这种信仰能承载更多压力，让人熬到黎明。

未来还会有波动，如何在股市抗住波动，长期赚到钱，这个问题是被动指数型产品难以解决的。主动型产品的价值也将体现在这里。

信仰是有意义的，尤其是在选对了人的时候。

风险提示：
投资有风险。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。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。相关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投资建议。投资人请详阅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，了解产品风险收益特征，根据自身资产状况、风险承受能力审慎决策，独立承担投资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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